对于这种相对的忽视,有两个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二月起义一直因为六月起义而被弄得相形见绌。二月革命被推翻了一个政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遭到如此少的抵制,以至于它没能产生任何真正的历史剧变感。而另一方面,继此之后发生的那场革命却似乎将两大社会经济群体置于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故这场革命被当代观察家们广泛视作标志着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通过他们的解释,六月事件的影响得以被渲染夸大,而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无心而为的后果,二月起义的意义则被贬低了。其次,如同其它成功的起义那样,二月事件没有能够产生最为可取的历史记载。尽管1848年的六月起义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藉任何标准来评判都有可能被视作十九世纪法国历史的分水岭,它们同样也为社会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重大的优势:这些失败的起义,作为政府当局力图搜查出并惩罚叛党的一个副产品,造成了大量无价的文件记载史料。
然而,象1830年七月和1848年年二月此类成功的起义,其后果却全然不同。起义的成功经验不断被复述,但参加者普遍重新操起其日常例行惯事,从不曾将其活动一一记录下来。那些起过显赫作用的人变成了极为渲染的文字记述的对象,或者,在不多的一些情形中,成为当代刊物中歌颂德性文章的对象。诚在,每次起义公认的领袖们经常地撰写回忆录。但是,这类文档有可能是极不可靠的,缺乏代表性的,且不能得到系统的保存,尤其是当它们相比于紧随每一次失败的起义之后为每一个遭逮捕的人所准备的那些详尽的法律卷宗。因此,若想为一次成功的革命建立起所有参加者的一种综合而又可信的记述,或者想要回答我们有可能针对起义者的社会背景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这可能会显得甚为困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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