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一个例子不够,我们再看第二例吧。两种译文分别是;
1.(等值)我喜欢树荫。
2.(再创)大树底下好乘凉。
有学者认为第一种译文“句子结构与原文形式比较贴近”,但有没有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呢?笔者认为没有,因为原文上下文中,市长高傲地把自己比作大树,他说“喜欢树荫”,正是因为他这棵大树底下好乘凉。所以第二种译文其实更传达了作者的原意。
这场关于《红与黑》翻译的论战给翻译界留下很大影响。随后几十年间,形式上对等的翻译理论一度流行,如社会科学院有学者提出“形似而后神似”论,北京大学有学者提出“最佳近似度”,复旦大学有学者提出“紧身衣”译论等,多是西方对等译论在中国的延续,但真正等值的创译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其实,西方翻译界提出对等译论,因为西方语文如英、法、德、意、西等,据电子计算机统计,约有90%可以对等。而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不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只有不到50%的语汇可以对等。那不对等的一半怎么办呢?朱光潜、钱钟书二位的答案是:“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联系到翻译的艺术上来,就是说:文学翻译的最高原则是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而又不违背原文的内容。西方的对等论只要求“不逾矩”:是低标准;中国译论要求“从心所欲”,是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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