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了给学生减负,教育部门费尽心思,推出了各项举措。福建省龙海市浮宫中心小学、浙江省宁波新城第一实验学校都采取了不背书包的举措,贵州省凯里市教育局明文规定了各年级的书包重量。2013年8月,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出台,其中对作业、考试、补课等作了严格限制。
政策重拳频出,负减下来了吗?
不好意思,刚刚把孩子从兴趣班接回来。晚上7点,山西太原家长尹洁匆忙地接起了记者的电话,她表示,儿子刚刚进入三年级,作业比头两年多了,常常要做到8点,才三年级就这么累了,往后啥样都不敢想。
不变的减,变化的负
围绕减负的讨论和探索由来已久。
从1964年教育部发出要求适当减少课程门类、每周上课总时数通知,到2004年教育部提出减负的五坚持、五不准,推动减轻学生课业压力,再到去年的史上最严减负令,我们的减负已经走了半个世纪。为何每一次进步的政策,都无法解决减负难题?
山西师范大学教师赵洁指出,随着减负政策的逐渐严格,学生课业负担确实在减少,但是孩子们的整体负担却没有减轻。50年来,减的一直是考试、作业等学校课业,但是学生肩上的负担其实早已发生了变化,以往由学校主导的压力渐渐变成学校、家庭双主导。家庭把学校减掉的部分负担承接过来,课外班等形式的补课,甚至会把孩子压得更喘不过气。所以,减一直在进行,但负却没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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