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故事片《无因的反叛》中,穿红夹克的詹姆士·迪恩以他的不羁成为一代美国青年的青春偶像,但影片在文体青年的议题上并没有走得太远。但年轻的反叛是温和的,只是离家出走,寻找一种异于家庭关系的更为坦诚和理想的人际关系。到60年代,这样一批问题少年已经成长为青年,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究竟需要什么,该怎么做。在美国电影《逍遥骑士》中,大麻成了告别父辈价吸值观的一个姿态,在极富象征意义的毒品交易之后--这种不合法、不合作的手段是他们迥异于父辈的生存方式,他们踏上了寻梦之旅。在大麻制造的迷幻中,怀揣乌托邦理想的骑士们对宗教、性、国家观念进行反思,大麻成为迷幻的60年代青年拒绝权威和对个人自由新时代近似那个认同的最广泛的象征。
但也许是少年意气,又是反叛会走极端,而出口会变得越来越窄。由亨特·汤普森的1972年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是1965年汤普森的真实经历。电影中青少年们对越战的态度,也是通过药物作用下丰富夸张的联想来表现的,一次次孩童式的玩闹和恶作剧玩世不恭的呈现了另类的美国梦。这是对新教伦理下的美国梦的反叛和质疑,但反叛行为同时也宣泄了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和憎恨。作为90年代保守主义回潮的代表《阿甘正传》在对美国战后历史的回顾中设置了表明其立场的一组人物对比:智障的阿甘和“老运动员珍妮,反叛青年成为一个大智若愚的虚构人物的陪衬。珍妮吸食迷幻药后,站在阳台的椅子上,想要纵身跳下,却因缺乏勇气而蜷缩着抽泣。如何面对虚无,影片所给的答案充满着强烈的挫败感,既无勇气永远沉溺,也无能力绝然回头。这样的一种反思,带着因果报应般的清算:挥霍之后必是偿还,代价是HIV、健康乃至生命。大树庇护下的静静的墓碑,像是一种安抚,也为60年代的青春划上了一个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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