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父女二人几乎没有谈论过此事。梅莉莎是独女,她爱父亲。在她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有些事情似乎不对劲。她说不清楚,只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感。她失望地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像父亲。“他能力极强、讲究实际而且非常专注,”她说,“我却是相反的极端,我总觉得他应该有一个更像他的孩子。”
1996年以后,她一直不知道应该为真相大白而高兴还是为一种“无法解决的情况”而绝望。她也谈到身份危机。她希望找到生父,但不知道从何找起。她对政府非常愤怒。她认为,政府应当为保护人工受精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我母亲没有想到长远的问题,”她说,“他们只是特别想要个孩子。”
梅利莎认为,医院以后应当只接受愿意讲明身份的捐献者。她还希望过去的捐献者自愿登记。因为有关的讨论文件只考虑到查明未来配子捐献者的身份。她认为,既然对收养法所做的修改可以溯及以往,人工受精方面的法律也应该如此。
捐精者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学生觉得:“每次15磅,一周两次,用来买酒喝挺不错。”年纪较大的人也许会有更为利他的想法。当然,(在捐精次数受到限制以前)也有一些利己主义者似乎热衷于创造出成百上千个“小我”。
几年前还没有对人工授精孩子生活是否幸福的调查。但是,后来的几项研究表明,许多人工授精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觉得父母有秘密不告诉他们,至少有一半人怀疑自己的父亲不是生父。多数人工授精孩子都觉得有权知道捐精者到底是谁,60%的人希望和他见面。尽管有证据表明隐瞒事实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对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的人工授精家庭进行的调查示,只有9%的家长在孩子12岁以前把真相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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