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了解中国的观众来说，当时正处在动荡状态中的这个国家似乎本质上很险恶。“没有人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也没有提及导致危机的帝国主义角色，而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写电影和历史评论的理查德·厄尔林（Richard Oehling）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还注意到，更糟的是，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电影“显示或暗示一种异域文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派角色被分配给日本这样一个短暂的插曲之后，美国对亚洲的描绘未经多少变化就又回到中国。比如说《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中的洗脑者，《天堂执法者》（Hawaii Five-O）中的吴法（超级罪犯）和詹姆斯·邦德的《诺博士》（Dr. No，“一个德国传教士和一个中国女孩遗弃的孩子”最终被埋葬在一个巨大的鸟粪堆而结束其一生的故事）中的朱利叶斯。这些演员中却很少有完全符合角色的中国人。陈查理的扮演者是华纳·欧兰德（Warner Oland），一个瑞典人。刻画了吴法角色的则是Khigh Dhiegh，一个美国、埃及和苏丹的混血儿。

冷战结束十五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推动该国成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角色，叙述模式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中国不再被描绘成神秘的或嗜杀成性的，由斯蒂芬·加汉（Stephen Gaghan）导演的中东惊悚片《辛瑞那》（Syriana，2005年）的中国形象是被构建成强大的、老谋深算的对手。向阿拉伯王子寻求天然气钻探权的中国代表团到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而相比之下，马特·达蒙的美国能源分析师只会用阿拉伯语寒暄几句。作为剧情的元素，这个细节是短暂而次要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据我所知，旧形象让位给新一代的荧幕中国恶棍：在《蝙蝠侠：黑暗骑士》（Batman: The Dark Knight）和最新的邦德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中，美国英雄依然对战来自敌人的猛攻，但却是在上海和澳门的壮观的未来主义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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