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教师。那时系里的主任和教师大半是我的老师。校内其他科、系里也有我的老师。总之，全校的教师都是我的师辈！因此在开教授会的时候，我总是挑个极边极角的座位，惶恐地缩在一旁。大家都笑着称我为Faulty Baby（教授会的婴儿）。那一学期我还不满二十六岁。

I was a teacher for only ten years. In 1926, on my return to China after finishing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began to teach at my alma mater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as a lecturer in Chinese. The deans and teach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then were mostly my former teachers. Other faculties and departments also had no lack of my former teachers. I may well say that practically all the teaching staff of the University were my seniors. Therefore, at a faculty meeting, I always chose a seat at an unobservable corner of the room. Everybody jokingly called me “faculty baby”. I was then on the right side of 26.

在学生群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和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逐一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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